机智的日常生活 | 小贝阅读写作训练营第8期优秀作业
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所长宋怡明中文说得相当好。汉学家会讲中文并不算什么稀罕事，更令人惊奇的是，这位学者所讲的中文竟然带着标准的“地瓜腔”，他总以这种腔调对谈和演讲。
“地瓜腔”是福建闽南人讲普通话时特有的腔调，这是国家推行普通话教育后的产物，也是国家标准化诉求与地方方言相互组装后的非标准化语言，是国家与平民、国家历史与地方历史的共同创造。这种语言是平民百姓、贩夫商贾、渔民农夫、男女老幼的生活语言，是能在庭院内、市场里、村社庙间都能听到的，与用来寒暄、商量、讨价还价乃至争吵的语言。我们很少看到它登上大雅之堂，更难得能从一位如此符合精英想象的外国研究者口中听到它。不过读过宋怡明作品的人应该很快就能接受这种奇异的混搭，因为他的研究始终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他对于中国的市井智慧始终具有独到领悟力，而这种领悟力来自接地的生活经验，也来自他本身的幽默狡黠。
他的《被统治的艺术》英文版出版于2017年，书名应是致敬詹姆斯·斯科特的经典之作《逃避统治的艺术》。二人皆关注国家形式与基层族群的拉扯，斯科特笔下的山民以近乎无政府主义的方式逃避了国家的控制，宋怡明书中的军户却在国家中圆融转圜。二人所阐述的现象如此不同，然而两位研究者所具有的洞察力和同情心却十分相像。
《被统治的艺术》书封
总体而言，这部作品虽是学术写作，却并不十分严肃。特别是中文版，宋怡明为各个章节增加类似明清传奇小说的标题，譬如第五章的标题就是“遭诬陷家门逢厄运，诅书吏屯卒雪缘情”，很有说书人的气魄。我又觉得它与“三言两拍”的风格有些相像，摆明了不讲王侯将相，而讲小市民讨生活的机巧和艰难，琐碎碎闹哄哄的民间景象。
《逃避统治的艺术》书封
宋怡明从“一张又一张冗长的谱图、一套又一套俗套的传记”里找到线索，建构出家族与个人戏剧性的兴衰。而我们其实很难看到什么浩浩荡荡的大事件，普通人似乎是挣扎于琐碎里，他们荡气回肠的史诗星斗一样地书写在一张张地契、诉讼文书，一块块碑刻、一份份鲜少示人的族谱中。
宋怡明在序言中说，这本书最想传达的是普通人的聪明和创造力——他们的策略、实践和叙述，创造了一种政治互动的模式。他用“日常政治”（“everydaypolitics”）这一概念，来形容普通民众与国家的互动技巧——不是被统治、也是不被统治 ，而是巧妙地处在被动顺服与主动反抗之间。他好像在做伟大的战略军事分析一样，总结出福建军户及其后代利用军户制度的四大策略类型："优化处境""近水楼台""制度套利""诉诸先例"；并且十分仔细地勘查“浑水摸鱼”、非法贸易这类明显违反政府意愿的行为，文字总有一点假正经的狡黠的语气。
这本书首先是一部面向学术研究群体的作品，因其庞杂严谨的史料运用、灵巧深刻的叙述方法而广受赞誉。斯科特称赞它“睿智而有力地将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融为一炉”，濮德培也将这本书视作“近年来出版的对明清中国社会关系最复杂、最生动的描写之一”。
这本书再次谈及福建的宗族社会与军户制度，实际上是对他博士阶段研究课题的回归。时隔十五年之后，宋怡明用更加成熟的方式重新阐述了他学术研究的开端，而他所受的学术训练，在其所有作品里都烙下印记。因此，要理解这本学术研究作品，就无法绕过宋怡明的第一部出版物《实践中的宗族（Practicing Kinship）》，也需对其所属的“华南学派”有所印象。
《实践中的宗族（Practicing Kinship）》书封
《实践中的宗族》乃是宋怡明的博士论文，英文版于2002年面世，2021年才以简体中文出版。1990年代，宋怡明在牛津大学跟随科大卫教授攻读博士学位，并开始研究宗族与军户制度。为完成博士论文，他前往福建做了一年的田野调查，当时他借宿于农村的豆腐坊，与做豆腐夫妇俩的三个孩子挤在同一张床上。在此期间，他也接受厦门大学杨国桢、陈志平，郑振满三位教授的学术训练，我想他的口音或许一半是在田野调查中练出来的，一半是被厦大的老师们传染的。
《实践中的宗族》以国家户籍制度作为切入点，去理解地方宗族组织发展。宋怡明提出，地方宗族并不是简单的概念体系，而是“一种策略性的实践形式”。他并不否认地方精英与国家的参与，但提亮了宗族组织的实质实践者，也是地方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——“普通个人”，或“普通民众”。普通民众并不是宗族组织发展被动的接受者，相反，他们灵巧地利用政策来适应地方社会的实际需求。本书宗族研究的对象并不只是组织本身，而是利用宗族这个舞台进行活动的“人群”；其所关注的也不是宗族组织形式的变化，而是人群应对、协商、创造“宗族”意义的各种方式，是人们利用宗族组织积累、部署不同资源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具体实践。
宋怡明常说，史学研究应当学会欣赏普通民众的“聪明”与反抗。正如华南学派的研究者们常说，历史学应当懂得欣赏“老百姓的智慧”。全书的三大部分、七个章节都在阐释普通百姓“反抗”的能力。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如何利用日常政治“反客为主地操控乃至扭曲体制” ，以使其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和逻辑。在我看来，“欣赏”与“理解”的要求其实有所不同，和后者相比，前者需要研究者具备更多的深情。
《被统治的艺术》所使用的历史档案一大部分来自田野调查，进行田野调查意味着研究者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、展现足够的真诚，以被其研究对象真正接纳，从而进入到地方化的人文时空之中。他们会成为村民的座上宾，进入田地、祠堂、庙宇以了解实际的布局方位，或者跟随着村社游神的队伍一同绕境出行。而宋怡明也说，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，是要背负很多人情债的，而他欠的最大人情，是那些帮助他学习中国历史的中国农民、工人、宗族长老和灵媒，他们总以热茶和柑橘款待来访者，带领他走街串巷，甚至在他拍摄族谱时帮忙翻页。这种真诚的情感联结，其实已超乎学术研究本身。
而这种谦和与赤诚令我想起了一部不大相干的作品，是唐纳德·梅肯·诺尼尼的 “Getting By ”（暂且将其翻译为《“过活”》）。这是一本聚焦马来西亚华人劳动阶层的人类学作品，但诺尼尼说，这本书最终只是在“兑现一个承诺”。他在长达数年的田野访谈中与许多工人结为朋友，并向朋友们承诺会书写出真正属于他们的历史。用理性与克制的方式，以挖掘机一样的笔力，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一部从理论到史实都极具价值的经典作品，使书里的名字能以这种方式真正被许多人记住，这是学术研究独特的浪漫。从微小细节处铺张出宏观的历史图景，需要一股由点到面的思维爆发力，这不仅需要累积广博的知识，更需要十分敏锐的共情，而前者可靠勤奋累积，后者却是每个研究者独一无二的良心，宋怡明此书亦如是。
（中林，小贝阅读写作训练营第8期学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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